由于软件容易复制、改动和销毁，侵权行为往往又是在较隐秘的状态下进行的，因此在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中，事前取证尤其是采取公证方式，往往成为案件成败的关键。在本案中，见证整个交易过程的是北京市公证机关的两名工作人员。他们不仅对整个交易过程进行了录音，根据录音制成了公证书，并且对安装了盗版方正RIP系列软件的两台计算机及盗版软件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。虽然公证人员没有对高术公司的员工表明身份，但这并不妨碍取证的公正性，相反，公证人员若表明身份，取证本身就成为“不可能的任务”了。

　　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：“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、法律事实和文书，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。”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九条也规定，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，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，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公证证明具有高于一般证据的效力，对于公证证明，人民法院应直接认定其记载的法律事实，提出公证的一方可以免于举证，除非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相反证据。

　　随着我国公民对公证制度愈渐深入的了解，公证证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事诉讼中。据了解，我国公证部门目前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中，打假取证占了很大的比重。由于法院身份特殊，而公安、工商部门又不可能对每个案子投入巨大精力物力进行取证，公证部门实际上起到了辅助取证的重要作用。特别是在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，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的特性，使得软件侵权的取证非常困难。侵权者可以很容易地修改或删除软件，以使侵权行为不留痕迹。有时，权利人已经通过市场购买等方式获得了侵权的证据，但诉讼过程中，侵权者往往会以软件可能被修改，证据缺乏确定性，或干脆否认被控侵权软件是其复制销售的，从而以证据缺乏与被告的关联性为由，否认自己的侵权行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公证取证就显得很必要。公证取证就是以公证机关的公信力，将权利人取证的过程记录下来，将取得的证据封存在公证机关，在诉讼时提交法庭，作为侵权的证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