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避免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过度，设定什么样的刑事保护范围和额度，无法确定一个量化的标准，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：

　　第一，设定较高的刑事保护门槛，与普通有体财产区别开来。虽然商业秘密在法律上是当成财产权来予以保护的，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，商业秘密与普通财产的内在结构的差异，如商业秘密的非独占性、非排他性以及浓厚的公共利益色彩等，导致它们的刑事保护标准也应当有所差异，因此不能将普通有体财产的刑事保护门槛适用于商业秘密。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将刑事追诉标准规定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50万元经济损失，虽然不够科学合理(后面将详细述及)，但却是符合这一精神的。

　　第二，提倡轻刑化，自由刑短期化、缓刑化。虽然如上所述，为了保证刑事制裁手段的威慑效应，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应当尽量适用自由刑，但这不等于要重刑化，相反应当提倡轻刑化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将自由刑短期化、缓刑化。从司法实践来看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人大多是白领、技术骨干、企业老板等，主观恶性也不大，有能力和条件对社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贡献。如果将其关押时间过长，不仅剥夺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机会，还会严重影响其社会化，使其逐渐丧失适应社会的能力、技术能力、业务开发能力、商业能力等，在犯罪人拥有企业的情况下，还会使其企业倒闭。这无疑导致刑事保护成本过大，是不符合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效率本位价值的。而对犯罪人适用短期自由刑或缓刑，则可以尽量避免或减少这些保护成本，使刑事保护社会效益最大化。(至于学界所普遍担心的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问题，笔者认为完全不必过于杞人忧天。一是可以通过罪犯分类制度加以解决;二是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、主观恶性不大、行为方式和人生观已经定型的白领犯罪人来说，短期关押期间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并不大。)

　　第三，积极推行刑事和解。刑事和解指在刑事诉讼中，加害入主动与受害人进行沟通，以向受害人认罪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方式获得谅解，进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，并予以认真履行。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我国在很多地区也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，并取得不错的成果。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也应当积极推行刑事和解，例如，双方达成谅解后，可以由双方协商，在自愿的基础上，由权利人授予侵权人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权，侵权人补偿一定的费用给权利人，对侵权人的犯罪行为就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通过这样的刑事和解手段，可以在保证刑事手段威慑力的情况下，弱化刑事保护力度，降低保护成本，从而实现社会总效益最大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