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容否认，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中，原告当然有义务首先证明其存在受保护的“利益”;在其不能提供证据之前，被告当然不能被认定为侵权。商业秘密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能完全超越权利规则的一般模式。

　　但是，这种“利益”的证明是否如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，以提供一种清晰可辨、确定具体的权利样态和具体图景作为案件审理的逻辑起点呢?这委实值得进一步思量。商业秘密并不是一种绝对权，不具有对世的效力。在通常情形下，商业秘密纠纷并非发生在陌生人的社会中，而是发生在特定的、负有保密义务的社会关系中，被告通常也知道利益存在的可能。至于利益的真实状况则需要法院在个案的审理中作出具体确定，只有适用具有救济的途径后才能确定其确切的内容和范围。因此，原告的举证义务和证明对象不应该苛求过高。

　　在笔者看来，在商业秘密案件中，原告无须证明商业秘密是什么及其确切的内容和具体的技术特征;原告只需证明其存在受保护的未公开信息的可能性，基于与被告的特殊关系，足以有必要保护其可能的商业秘密。存在受保护的未公开信息的可能性，并不要求具有商业秘密是什么的直接凭据;而是建立在合理的推断基础上，也即，通过相关证据的提交，足以证明原告存在受保护的商业秘密是符合情理的、极大可能的。比如，原告的资金投入、项目研发、人员配置、行业地位、技术领先性、产品的市场特点、对所涉信息采取的保密措施等。

　　我国的一些法院也认识到权利规则的绝对化有可能存在的弊端，开始从举证义务方面对原告进行了适度的放宽。比如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《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(试行)的通知》规定：

　　“审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应坚持‘谁主张，谁举证’的一般举证原则，同时，针对不同诉讼阶段可以实行一定条件下的举证责任倒置。权利人仅提出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人使用的技术、经营信息与其商业秘密有一致性或相同性，且侵权人有获取商业秘密的条件，并无其他直接证据，此种情况下，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。由被诉侵权人举证证明其获取该信息所采取手段、途径的正当性，否则，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。”

　　应该说，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合理性，它实际上是一种审理思路和逻辑的转向—一从过度关注原告信息的来源和状况，转向适度关注被告信息来源的合理性手段和途径。这种转向促使法官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：在原告足以证明其存在商业秘密极大可能性的情况下，即使权利的边界和具体内容是模糊不清、难以描述的，也不是被告采取不正当手段的合理理由。一个非常简单的、未必是精准的比方是，甲将乙的钱包偷了，仅仅由于甲不能说清金钱的具体数额和信用卡的准确数量，就成为乙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吗?显然不能。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是行为法，从来就不是以财产权的授予作为其宗旨的，其保护的权利在很大意义上，是排除他人妨碍的一种消极权利，商业秘密的保护亦然。